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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艺术与我  

2007-12-04 20:07:08|  分类: 散文童话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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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作人:东山魁夷
 
    由于时间不充裕,今天尚没有准备好说些什么,说是演讲,其实我倒更愿就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同诸位聊天一样,谈些轻松的话题。我说不好什么是艺术这类深奥的话题,只能谈一谈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一些想法。
  我是在大正十五年(1926)进入东京的艺术学校的,从我立志成为画家之日算起,到今年为止已有五十七个年头了。战后,日本美术展览会开始举行,在一九五零年举行的第三次画展上,我创作的《残照》被选为优秀作品,三年以后,我初次被选为审查委员,并创作了《路》。从那时起,我的画家之路总算畅通了。因此,如按年龄来推算,我的画家生涯应从四十二岁开始算起。
  自从和艺术结缘以来,人生的大半已经过去了,今后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,但是究竟什么是艺术?我日日夜夜废寝忘食为的是什么呢?通过这些话题,如果能够从从事美术这一职业的大家那里得到些许理解,那将是可贵的。今天我想要谈的是从立志献身于艺术的时候起,到开始成为画家这一时期的历程,因为那以后的事在座的诸位多有所知……
     下面就依次谈一谈我的艺术和人生道路是如何确立的。首先,我想说明的一点是,艺术是不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模式来衡量的,创作者的观念和个性而异,同样,鉴赏者也有其个性。因此,在这里所谈的是我个人的情况。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艺术这个问题。
  我于明治四十一年(1908)出生于横滨,以后全家又搬到神户。直到大正时代末期为止,我在神户度过了幼儿园、小学和中学时代,直到进入了东京艺术学校。从幼年时代始,我是一个神经质且体弱多病的孩子,难得有精神在外面同邻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,而是喜好一个人呆在家里绘画,由此,绘画对我来说就成了一种游戏了吧。
  上小学时我就想“将来要成为一个画家”。我对教绘画的老师说“我想做画家,请教我画画。”老师说:“要当画家,还是进美术学校学习的好,现在跟我学,容易受我的影响,这绝不是一件好事。中学没毕业就不能考美术学校,现在,你还是努力学习功课,想一想如何进中学吧。”我就听了老师的这一番话,努力学习,后来进了中学。
  上中学以后,我也时常画画。但画法全然是自己的。到中学三年级的时候,自小就有的神经质变得越来越严重,神经衰弱得很厉害。这时我感到在人迹稀少的大自然中写生能使我身心放松。在学校的绘画展览会上,我曾经呈报过一幅用油画材料做的画,题目是《静》。那是神户后山中碧绿的树木环绕池水并倒影其中的风景。
  由此看来,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,虽还是一个孩子,就已经领悟到山和海、寂静和清澄的风景是如何有益于人的身心。到了中学三年级的时候,就开始转为易地疗养了,去的是淡路岛。由于休学时间太长,就不能按部就班地升级于是便在一个学期的中途开始休学,直到暑假为止。长期在我家帮工的老家在一个叫志筑的小镇的边上,其母亲一个人住在那里。每天我都在海边玩,眺望大海。从早到晚的大海的雄伟的变化,其色彩、波涛的变幻多端,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自然所具有的生命本源的力量。在那里,我衰弱的神经渐渐得到了治愈。在暑假结束后回来的时候,我的身体总算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。
  从那时起,与自然的连带,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便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不觉中想成为一个画家的愿望便逐渐地强烈起来。但是,我的家里却有种种阻力。父亲是个好人,天性乐观,不拘小节。可母亲常年为家务操劳,十分辛苦。因此,我想长大以后,要为母亲减轻些负担。当时我家住在神户小工高业区的一条小店密集的胡同里,是一个与艺术环境无缘的地方。住在那里的人,大都是一些热情、天性良好的人。就像我家一样,与艺术也是全无缘分的。每到正月的时候,父亲就将《元旦日出》的轴画挂在壁龛里。由于他是寅年出生的,所以特别喜欢画有老虎的画。一年到头,家里总是挂一幅逼真的老虎画。那时我虽已懂得了艺术的可贵,但是,读艺术家的传记之类的作品,总觉得画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,不考虑他人的利益,甚至为了工作可以牺牲家庭,这就是艺术家的生活方式,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因此,在内心深处对于将来要成为一个画家,总是有点不太心甘情愿。
  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,看了我创作的《静》,国语老师问我:“你是想成为画家吗?”当时学校虽然尽是搞军事训练,与艺术似乎全然无缘,但我觉得这位老师是最理解艺术的人。我回答说:“不,不想做画家。”在被问到“为什么”时,我说:“我觉得我成了画家会对不起母亲。”老师听了,只是说了声“啊,是这样”。并没有追问其原因,也没有加以劝说。但是,他还是带我到大阪看正在那里举行的法国画展和日本美术院展览会,之后又带我到京都看帝国美术院展览会。那里展出的许多大型的绘画令我吃惊。我暗暗揣想:这些绘画的作者都是怎样的人?
  就在我虽想当画家但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,我终于成了中学最后一年的五年级的学生,这时在毕业之后进什么学校也没有定下来。也没有什么尤其可以与之商谈的人。在我读中学四年级的时候,带我去看画展的那位老师已转到其他学校去了。放了暑假以后,在我对父亲说想当画家时,父亲冷漠地说:“那是你能做的事吗?别胡说八道了”言外之意是让我去找更像样的事去做。如果是现在的孩子,我想,肯定是会反驳的,但我想能上学是由于父母出钱供给,我是个孩子,知道父亲的生意也不顺利,因而也就觉得父亲言之有理。
  犹豫再三,最后我决定到从一年级便教我英语的老师家里,听听他的意见。见面后,老师问我:“你的事情决定了吗?”我说:“由于父亲反对,还没有拿定主意。”老师说:“已到了非决定不可的时候了,你真的想当画家吗?”经这么一问,我只好说实话:“还是想当画家。”我小声说道,同时,眼泪叭叭地落到草席上。这么一来,老师说:“好,明白了,我去说服你父亲。”说着就拉着我往外走。那天是一个大热天,老师在家里是一边烤牛排,一边同我谈话的。没走几步我发现老师还光着上身,我吃了一惊就说:“老师,你还光着上身哪!”老师听了,一看上身,也吃了一惊,就慌忙跑回家去,这次穿了上衣,到我家后和我父亲谈了很多。
  以前的过于老师知道艺术的难处,因而也就没有劝我当画家。可英语老师对画家、艺术并不怎么了解,所以就认认真真地说服起父亲来了。
  经过前思后想,加上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说,父亲觉得我身体不太健壮,在读中学的时候就闹神经衰弱,也很难顺当地考上高中、上大学,然后再到社会上去工作。既然如此,倒不如让他干自己愿意干的事。
  “没有办法,就像白费了一样。”我记得父亲说……
  终于到了要做进入美术学校准备的时候了,但我却不知道怎么做好。父亲认识一位东京的对绘画稍有兴趣的人,因而就给那人写了信。那人在京桥附近经营汽车维修铺,并藏有一些日本画。那人对父亲说:“做画家很难,如果真的想做的话,还是当日本画画家的好。”
  实际上我想做的是油画画家。也许是神户的风土的关系,我对日本画没有多大兴趣。因此,当父亲突然说到日本画家,实在让我感到很为难。但是,既然父系做了如此的让步,我想只有听父亲的话了。暂时做考日本画科的准备。反正准备不足,根本不可能考上。到东京后,在川端学校再准备考油画科就是了。一两年后,父亲也许会改变主意的吧。因此就同意考日本画科。想得很简单。
  来东京见到的那人,同矢泽弦月先生的关系很好。矢泽先生是东京美术学校的毕业生。他带我到对我做了些介绍,并给我打听了一些入学考试应准备的事情。听了先生讲的过去的先例之类,我觉得自己准备得很不充分,矢泽先生说不妨试一试。
  在谷中的一个叫得应轩的画具店里,买了一小盒装有十二种颜色的画料、洗笔盒、画笔和画日本画的用明矾处理过的画仙纸以后,就回神户了。所幸的是,上时教绘画的老师是画日本画的,在请教这位老师后,就勉勉强强开始做起了准备。
  考试的第一天,所做的考题是对插在画瓶的油菜花进行写生。上中学的时候没怎么画过花什么的,只是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做了一点写生,所以就画了大致的轮廓,然后还涂上了色彩。只是由于不习惯白描,画得有些笨拙。当时我想,根本不可能考上。
  第二天所要画的是两个大问蛤,考的是造型。文蛤不规整,造型很难。由于本来打算要考油画,做过石膏的素描,因而也就用同样的方法随意画了一番。
  在考完技法去参加口试的时候,坐在中间的是一位脸色黑得令人可怕的老师(松冈映丘先生),这位老师突然说了个“九”字。“九”是指什么呢?我想了一下,认为可能说的是十九岁吧。因此回答说:“是。”这时老师笑道:“既然如此,把衣服肩上的褶子打开,也没有什么不好吧!哈哈……”我的个子小,那年是虚岁十八岁,由于不经意,和服的肩上还打着褶子。我的脸红了起来,答辩时语无伦次。我失去了希望。但没想到我竟然考上了。
  当时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,后来听说是由于主任教授结城素明说过话,他认为日本画今后也需要素描的功底,画技虽然差一些也还是可以考虑的。结城先生前一年被文部省派遣到巴黎留学一年,对吉麦美术馆所收藏的敦煌画做过临摹,回国后是第一次参加新生录取考试。因此我能考上可能与此有关。当时有二十人考上了美术学校。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,竞争虽不像现在激烈,但能够考上还是令人很高兴的事。这样,我就走上了日本画的道路。
  由于以前根本没有学过日本画,从那以后,便全力以赴地学习起来。而且在觉得日本画很有意思以后,在艺术上的进去方向便固定下来。
  在上美术学校第一年的时候,我发现了自然的截然不同的另一面,这有异于包括神户在内的、气候温暖的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的自然环境。我和友人一起拿着帐篷,沿着木曾山谷、木曾河进行为期十天的旅行,山区景象的严酷和当地人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如果把以前的簇拥着自己的温和的自然看作母亲的话,那么,对严酷条件下的大自然则可称之为严厉的父亲吧。在感受到自然的温和和严酷这两个方面之后,便逐渐地对严酷的自然感起兴趣来。这与对从事艺术是一条艰辛的道路的自觉,及父亲的生意越来越不惊奇的家庭状况有关。
  在上四年级的时候,第一次被允许在帝国美术院的展览会上展示自己的作品,我的班上也有几个人拿出了自己的作品。同我一起展出作品的有班上的桥本明治、加藤荣三、山田申吾这些极有天分的同学。我创作的《山国之秋〉第一次成为入选作品。毕业时的作品是《烧岳初冬》,描绘的是覆盖着冬雪的烧岳,表现的是我憧憬中的严酷的心情。
  再者,想趁年轻的时候看一看西洋,体验一下西洋的生活。在上研究科二年的时候做了些准备,从昭和八年(1933年)开始,到德国留学两年左右。
  在毕业的时候起了“魁夷”这个号。“东山”是家姓。能给人以日本的和善之感。这也是我天生的性格,但我意识到艺术单靠和善是不够的,加之在山区旅行后对严酷的追求,觉得如在“东山”的后面加上一个温和的雅号的话,就会让人感到没有骨气,因而就起了“魁夷”这个相反发雅号。
  我喜欢“槐”这个字,但想到有模仿大正时代早逝的画家村山槐多(真名)的名字之嫌,觉得不妥,于是就用了“魁”这个字。
  此外,“东山”的笔画很少,“魁”的画数多,且有粗硬之感,如果后面的字的下部没有拉开的话,就没有一种平衡感,于是就用了“夷”这个字。而且“东山”的音节长,名字是简洁且用三个音节断开的好。因而就选了“魁夷”。实际上,我的意图是表明“东山”的和善和“魁夷”的严酷。这二者的结合,对我来说都是需要的。
  我在德国研究了西洋美术史之类回来之后,其间在日本发生了一起波及整个画坛的骚动,被称之为松田改组。我只是在报纸上读到的,处在事件中的当事人,处境似乎实非一般。在我刚回来的时候,对此一无所知,轻轻松松,加之不努力,绘画上也没有什么长进,这时父亲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。当时我借住在大井的幼儿园的二层楼上,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山野写生,就像流浪一样四处游荡。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成名了,我有一种只剩下自己的感觉,在大的展览会的成绩也不见好转,就在这时,战争开始逼近了。
  对于艺术,人们都有各自的见解和选择方式,但在战争风云开始弥漫开来的时候,一切也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。我在昭和十五年(1940)结婚,结婚后的第二年,为文部省的美术展览会从事最初的创作。这期间,住在神户的母亲为帮助我操持家务来到了东京,但突患脑溢血,便卧床不起。画坛的成绩依然不见起色。就这样进入了战争年代。我背着母亲,妻子为了病倒的母亲,在自己的身上捆绑了好几床棉被,疏散到了住在高山的妻子的妹妹家里。在战争开始后不久,父亲就因心力衰竭而去世,母亲也就不能再回神户了。在把东西清理过以后,神户的家就归他人所有了。在我上美术学校四年级初次为帝国美术院的展览会进行创作时,由于结核病,年轻的哥哥去世了。此后不久,弟弟又患结核病在中野进行疗养。为了能与我们住的高山近一些,后又转到了富山县的千里疗养所。
  在征兵体检时,我被认定为丙种合格而被免除了兵役,这种体格令人惭愧,但在疏散地的高山也不能做什么画,正要在小诸的工厂找一份工作的时候,召集令来了。被编日千叶县柏的部队后,第二天就被发配到了熊本。在那里,每天都要做拿着炸弹爆破装甲车的联系。实际上,敌人真的登了陆,干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了……可不久战争就结束了。在我不在家的时候,妻子、患病的母亲前往山梨与疏散在那里的岳父川崎小虎汇合了。当我在富山的医院看望弟弟后,在去甲府的郊区电车内,偶然碰到了川崎家的长男铃彦,是复员回来的。不知是因为家人团聚使她放心了,还是身体过于虚弱,一个月后母亲就离开了人间。 
  战后,第一次日本美术展览会开幕了,前年的文部省的展览会因战争而中止,由于是同一年度,因而昭和二十一年(1946)初次作为日本美术展览会而举行。我在东京没有家,就托熟人介绍租了一个二楼的房间,开始着手为日展进行的创作。在承包作品的时候,疗养中的弟弟已进入了病危状态。
  由于没法知道是否当选,在我直接去上野的美术馆看当选的名录时,我一看就发现那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。我非常失望,感到已无法坚持下去,由此跌到了人生的最低点,无房无钱,在日本美术展览会上名落孙山……在这之后不久,弟弟就在富山去世了,亲骨肉一个也没有了。
 这时,虽为时已晚,但我终于明白了对于艺术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。我罗罗嗦嗦地说了这么多,焦点实际上就在这里。我所要话的是想在日本美术展览会上获得成绩的画。自己虽没有引人注目的想法。但我最终悟到的是,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这里。
  那年的冬天我去千叶县鹿野山中写生,从佐贯站步行大约需要三个小时……冬日色彩调和的山脉,一直绵延到很远的地方……当时正值日落,天空的色调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静。透过重重叠叠的山峦,似乎感到希望就在遥远的山的那一面的一个什么地方。而且那时我切身感受到了心态的重要性,终于意识到了已往自己的心尚不够清澄这一点。想今后要清除杂念。
  当时画的《残照》被选为优秀作品。那是昭和二十二年(1947),自初次当选后,中间隔了十八年。而且三年后画的《路》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。这不是什么大作,在同一个展室里有中村岳陵先生的《上升的气球》和德冈神泉先生的获艺术院奖的《鲤》。德冈先生把我的作品摆在自己和中村先生的画的中间。这样,我的画就被放在了展室的正中,我感到为难,“因为第一次当审查员,放在中间不太好。”在我将其拿到边上后,又被拿了回来。当我征求森白甫先生的意见时,“也有色彩搭配效果的考虑,就让德冈先生去安排吧。”经这么一说,只好就那么陈列了。
  战前,在我落选的时候,结城先生总是对我说:“要以心为镜来看自然。”自己虽欲以心为镜来看自然,但始终没有能把心变成镜子。在我看来,只有在无心、抛掉一切欲望时,才能看到真正的自然的生命。然后通过对其细微、沉静地观察,可将天地生命的表象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自己艺术的核心表现出来。持续按照这一路数,直到唐昭提寺的隔扇画的作品,也都是由此产生出来的。
  虽是微不足道的历程,但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基点。艺术是什么?其目的是什么?这最初是我个人渴望心灵得救的愿望,但最终不仅是个人的问题,总想在某种意义上将这种心情传达给他人。因此,我在战后画的画中一贯没有点缀人物。这并不是说不需要人物,因为在我的风景画前始终有两个人物。一个是做画的我,我在凝视风景。另一个是看我画的人。因而由于画中没有点缀,风景就成为象征的世界,这也是我在影响看我画的人的一种手段。
  最终我没能让对画家担过新的双亲感到安慰。历经岁月,终于创作出入选作品的时候,亲骨肉一个也没有了。父亲在闭目的时候,想的也许是不出所料,最终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吧。还有,母亲虽认为总会有所作为,但也许认为最终还是不行的,弟弟和其他人也是吧。
  我想自己是在经历了苦难之后,才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彻悟。因此,我想力争对此不予忘怀。但是那以后由于大家的关怀,在自己的道路开始顺当起来的时候,自己是很容易迷失的。只要想起那个时代,就会觉得自己是新手,而决不是什么巨匠和大家。始终认为自己是学画的学生,心就会纯真,而且对自然也好,对人也好,就会一直有感觉,而且也不会停下来。我想如此度过一生,这是我的艺术之路。 
  我所谈的这么多,并名誉特别的涉及深奥的艺术,希望我自身这一个事例,能够有助于诸位了解真实的美的心灵。
     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四日,在东京美术俱乐部的讲演
 
  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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