艺术与我
2007-12-04 20:07:08| 分类：
散文童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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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作人：东山魁夷
由于时间不充裕，今天尚没有准备好说些什么，说是演讲，其实我倒更愿就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同诸位聊天一样，谈些轻松的话题。我说不好什么是艺术这类深奥的话题，只能谈一谈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一些想法。
我是在大正十五年（1926）进入东京的艺术学校的，从我立志成为画家之日算起，到今年为止已有五十七个年头了。战后，日本美术展览会开始举行，在一九五零年举行的第三次画展上，我创作的《残照》被选为优秀作品，三年以后，我初次被选为审查委员，并创作了《路》。从那时起，我的画家之路总算畅通了。因此，如按年龄来推算，我的画家生涯应从四十二岁开始算起。
自从和艺术结缘以来，人生的大半已经过去了，今后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，但是究竟什么是艺术？我日日夜夜废寝忘食为的是什么呢？通过这些话题，如果能够从从事美术这一职业的大家那里得到些许理解，那将是可贵的。今天我想要谈的是从立志献身于艺术的时候起，到开始成为画家这一时期的历程，因为那以后的事在座的诸位多有所知……
下面就依次谈一谈我的艺术和人生道路是如何确立的。首先，我想说明的一点是，艺术是不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模式来衡量的，创作者的观念和个性而异，同样，鉴赏者也有其个性。因此，在这里所谈的是我个人的情况。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艺术这个问题。
我于明治四十一年（1908）出生于横滨，以后全家又搬到神户。直到大正时代末期为止，我在神户度过了幼儿园、小学和中学时代，直到进入了东京艺术学校。从幼年时代始，我是一个神经质且体弱多病的孩子，难得有精神在外面同邻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，而是喜好一个人呆在家里绘画，由此，绘画对我来说就成了一种游戏了吧。
上小学时我就想“将来要成为一个画家”。我对教绘画的老师说“我想做画家，请教我画画。”老师说：“要当画家，还是进美术学校学习的好，现在跟我学，容易受我的影响，这绝不是一件好事。中学没毕业就不能考美术学校，现在，你还是努力学习功课，想一想如何进中学吧。”我就听了老师的这一番话，努力学习，后来进了中学。
上中学以后，我也时常画画。但画法全然是自己的。到中学三年级的时候，自小就有的神经质变得越来越严重，神经衰弱得很厉害。这时我感到在人迹稀少的大自然中写生能使我身心放松。在学校的绘画展览会上，我曾经呈报过一幅用油画材料做的画，题目是《静》。那是神户后山中碧绿的树木环绕池水并倒影其中的风景。
由此看来，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，虽还是一个孩子，就已经领悟到山和海、寂静和清澄的风景是如何有益于人的身心。到了中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就开始转为易地疗养了，去的是淡路岛。由于休学时间太长，就不能按部就班地升级于是便在一个学期的中途开始休学，直到暑假为止。长期在我家帮工的老家在一个叫志筑的小镇的边上，其母亲一个人住在那里。每天我都在海边玩，眺望大海。从早到晚的大海的雄伟的变化，其色彩、波涛的变幻多端，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了自然所具有的生命本源的力量。在那里，我衰弱的神经渐渐得到了治愈。在暑假结束后回来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总算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。
从那时起，与自然的连带，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便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不觉中想成为一个画家的愿望便逐渐地强烈起来。但是，我的家里却有种种阻力。父亲是个好人，天性乐观，不拘小节。可母亲常年为家务操劳，十分辛苦。因此，我想长大以后，要为母亲减轻些负担。当时我家住在神户小工高业区的一条小店密集的胡同里，是一个与艺术环境无缘的地方。住在那里的人，大都是一些热情、天性良好的人。就像我家一样，与艺术也是全无缘分的。每到正月的时候，父亲就将《元旦日出》的轴画挂在壁龛里。由于他是寅年出生的，所以特别喜欢画有老虎的画。一年到头，家里总是挂一幅逼真的老虎画。那时我虽已懂得了艺术的可贵，但是，读艺术家的传记之类的作品，总觉得画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，甚至为了工作可以牺牲家庭，这就是艺术家的生活方式，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因此，在内心深处对于将来要成为一个画家，总是有点不太心甘情愿。
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，看了我创作的《静》，国语老师问我：“你是想成为画家吗？”当时学校虽然尽是搞军事训练，与艺术似乎全然无缘，但我觉得这位老师是最理解艺术的人。我回答说：“不，不想做画家。”在被问到“为什么”时，我说：“我觉得我成了画家会对不起母亲。”老师听了，只是说了声“啊，是这样”。并没有追问其原因，也没有加以劝说。但是，他还是带我到大阪看正在那里举行的法国画展和日本美术院展览会，之后又带我到京都看帝国美术院展览会。那里展出的许多大型的绘画令我吃惊。我暗暗揣想：这些绘画的作者都是怎样的人？
就在我虽想当画家但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我终于成了中学最后一年的五年级的学生，这时在毕业之后进什么学校也没有定下来。也没有什么尤其可以与之商谈的人。在我读中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带我去看画展的那位老师已转到其他学校去了。放了暑假以后，在我对父亲说想当画家时，父亲冷漠地说：“那是你能做的事吗？别胡说八道了”言外之意是让我去找更像样的事去做。如果是现在的孩子，我想，肯定是会反驳的，但我想能上学是由于父母出钱供给，我是个孩子，知道父亲的生意也不顺利，因而也就觉得父亲言之有理。
犹豫再三，最后我决定到从一年级便教我英语的老师家里，听听他的意见。见面后，老师问我：“你的事情决定了吗？”我说：“由于父亲反对，还没有拿定主意。”老师说：“已到了非决定不可的时候了，你真的想当画家吗？”经这么一问，我只好说实话：“还是想当画家。”我小声说道，同时，眼泪叭叭地落到草席上。这么一来，老师说：“好，明白了，我去说服你父亲。”说着就拉着我往外走。那天是一个大热天，老师在家里是一边烤牛排，一边同我谈话的。没走几步我发现老师还光着上身，我吃了一惊就说：“老师，你还光着上身哪！”老师听了，一看上身，也吃了一惊，就慌忙跑回家去，这次穿了上衣，到我家后和我父亲谈了很多。
以前的过于老师知道艺术的难处，因而也就没有劝我当画家。可英语老师对画家、艺术并不怎么了解，所以就认认真真地说服起父亲来了。
经过前思后想，加上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说，父亲觉得我身体不太健壮，在读中学的时候就闹神经衰弱，也很难顺当地考上高中、上大学，然后再到社会上去工作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让他干自己愿意干的事。
“没有办法，就像白费了一样。”我记得父亲说……
终于到了要做进入美术学校准备的时候了，但我却不知道怎么做好。父亲认识一位东京的对绘画稍有兴趣的人，因而就给那人写了信。那人在京桥附近经营汽车维修铺，并藏有一些日本画。那人对父亲说：“做画家很难，如果真的想做的话，还是当日本画画家的好。”
实际上我想做的是油画画家。也许是神户的风土的关系，我对日本画没有多大兴趣。因此，当父亲突然说到日本画家，实在让我感到很为难。但是，既然父系做了如此的让步，我想只有听父亲的话了。暂时做考日本画科的准备。反正准备不足，根本不可能考上。到东京后，在川端学校再准备考油画科就是了。一两年后，父亲也许会改变主意的吧。因此就同意考日本画科。想得很简单。
来东京见到的那人，同矢泽弦月先生的关系很好。矢泽先生是东京美术学校的毕业生。他带我到对我做了些介绍，并给我打听了一些入学考试应准备的事情。听了先生讲的过去的先例之类，我觉得自己准备得很不充分，矢泽先生说不妨试一试。
在谷中的一个叫得应轩的画具店里，买了一小盒装有十二种颜色的画料、洗笔盒、画笔和画日本画的用明矾处理过的画仙纸以后，就回神户了。所幸的是，上时教绘画的老师是画日本画的，在请教这位老师后，就勉勉强强开始做起了准备。
考试的第一天，所做的考题是对插在画瓶的油菜花进行写生。上中学的时候没怎么画过花什么的，只是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做了一点写生，所以就画了大致的轮廓，然后还涂上了色彩。只是由于不习惯白描，画得有些笨拙。当时我想，根本不可能考上。
第二天所要画的是两个大问蛤，考的是造型。文蛤不规整，造型很难。由于本来打算要考油画，做过石膏的素描，因而也就用同样的方法随意画了一番。
在考完技法去参加口试的时候，坐在中间的是一位脸色黑得令人可怕的老师（松冈映丘先生），这位老师突然说了个“九”字。“九”是指什么呢？我想了一下，认为可能说的是十九岁吧。因此回答说：“是。”这时老师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把衣服肩上的褶子打开，也没有什么不好吧！哈哈……”我的个子小，那年是虚岁十八岁，由于不经意，和服的肩上还打着褶子。我的脸红了起来，答辩时语无伦次。我失去了希望。但没想到我竟然考上了。
当时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后来听说是由于主任教授结城素明说过话，他认为日本画今后也需要素描的功底，画技虽然差一些也还是可以考虑的。结城先生前一年被文部省派遣到巴黎留学一年，对吉麦美术馆所收藏的敦煌画做过临摹，回国后是第一次参加新生录取考试。因此我能考上可能与此有关。当时有二十人考上了美术学校。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，竞争虽不像现在激烈，但能够考上还是令人很高兴的事。这样，我就走上了日本画的道路。
由于以前根本没有学过日本画，从那以后，便全力以赴地学习起来。而且在觉得日本画很有意思以后，在艺术上的进去方向便固定下来。
在上美术学校第一年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自然的截然不同的另一面，这有异于包括神户在内的、气候温暖的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的自然环境。我和友人一起拿着帐篷，沿着木曾山谷、木曾河进行为期十天的旅行，山区景象的严酷和当地人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如果把以前的簇拥着自己的温和的自然看作母亲的话，那么，对严酷条件下的大自然则可称之为严厉的父亲吧。在感受到自然的温和和严酷这两个方面之后，便逐渐地对严酷的自然感起兴趣来。这与对从事艺术是一条艰辛的道路的自觉，及父亲的生意越来越不惊奇的家庭状况有关。
在上四年级的时候，第一次被允许在帝国美术院的展览会上展示自己的作品，我的班上也有几个人拿出了自己的作品。同我一起展出作品的有班上的桥本明治、加藤荣三、山田申吾这些极有天分的同学。我创作的《山国之秋〉第一次成为入选作品。毕业时的作品是《烧岳初冬》，描绘的是覆盖着冬雪的烧岳，表现的是我憧憬中的严酷的心情。
再者，想趁年轻的时候看一看西洋，体验一下西洋的生活。在上研究科二年的时候做了些准备，从昭和八年（1933年）开始，到德国留学两年左右。
在毕业的时候起了“魁夷”这个号。“东山”是家姓。能给人以日本的和善之感。这也是我天生的性格，但我意识到艺术单靠和善是不够的，加之在山区旅行后对严酷的追求，觉得如在“东山”的后面加上一个温和的雅号的话，就会让人感到没有骨气，因而就起了“魁夷”这个相反发雅号。
我喜欢“槐”这个字，但想到有模仿大正时代早逝的画家村山槐多（真名）的名字之嫌，觉得不妥，于是就用了“魁”这个字。
此外，“东山”的笔画很少，“魁”的画数多，且有粗硬之感，如果后面的字的下部没有拉开的话，就没有一种平衡感，于是就用了“夷”这个字。而且“东山”的音节长，名字是简洁且用三个音节断开的好。因而就选了“魁夷”。实际上，我的意图是表明“东山”的和善和“魁夷”的严酷。这二者的结合，对我来说都是需要的。
我在德国研究了西洋美术史之类回来之后，其间在日本发生了一起波及整个画坛的骚动，被称之为松田改组。我只是在报纸上读到的，处在事件中的当事人，处境似乎实非一般。在我刚回来的时候，对此一无所知，轻轻松松，加之不努力，绘画上也没有什么长进，这时父亲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。当时我借住在大井的幼儿园的二层楼上，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山野写生，就像流浪一样四处游荡。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成名了，我有一种只剩下自己的感觉，在大的展览会的成绩也不见好转，就在这时，战争开始逼近了。
对于艺术，人们都有各自的见解和选择方式，但在战争风云开始弥漫开来的时候，一切也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。我在昭和十五年（1940)结婚，结婚后的第二年，为文部省的美术展览会从事最初的创作。这期间，住在神户的母亲为帮助我操持家务来到了东京，但突患脑溢血，便卧床不起。画坛的成绩依然不见起色。就这样进入了战争年代。我背着母亲，妻子为了病倒的母亲，在自己的身上捆绑了好几床棉被，疏散到了住在高山的妻子的妹妹家里。在战争开始后不久，父亲就因心力衰竭而去世，母亲也就不能再回神户了。在把东西清理过以后，神户的家就归他人所有了。在我上美术学校四年级初次为帝国美术院的展览会进行创作时，由于结核病，年轻的哥哥去世了。此后不久，弟弟又患结核病在中野进行疗养。为了能与我们住的高山近一些，后又转到了富山县的千里疗养所。
在征兵体检时，我被认定为丙种合格而被免除了兵役，这种体格令人惭愧，但在疏散地的高山也不能做什么画，正要在小诸的工厂找一份工作的时候，召集令来了。被编日千叶县柏的部队后，第二天就被发配到了熊本。在那里，每天都要做拿着炸弹爆破装甲车的联系。实际上，敌人真的登了陆，干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了……可不久战争就结束了。在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妻子、患病的母亲前往山梨与疏散在那里的岳父川崎小虎汇合了。当我在富山的医院看望弟弟后，在去甲府的郊区电车内，偶然碰到了川崎家的长男铃彦，是复员回来的。不知是因为家人团聚使她放心了，还是身体过于虚弱，一个月后母亲就离开了人间。
战后，第一次日本美术展览会开幕了，前年的文部省的展览会因战争而中止，由于是同一年度，因而昭和二十一年(1946)初次作为日本美术展览会而举行。我在东京没有家，就托熟人介绍租了一个二楼的房间，开始着手为日展进行的创作。在承包作品的时候，疗养中的弟弟已进入了病危状态。
由于没法知道是否当选，在我直接去上野的美术馆看当选的名录时，我一看就发现那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。我非常失望，感到已无法坚持下去，由此跌到了人生的最低点，无房无钱，在日本美术展览会上名落孙山……在这之后不久，弟弟就在富山去世了，亲骨肉一个也没有了。
这时，虽为时已晚，但我终于明白了对于艺术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。我罗罗嗦嗦地说了这么多，焦点实际上就在这里。我所要话的是想在日本美术展览会上获得成绩的画。自己虽没有引人注目的想法。但我最终悟到的是，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这里。
那年的冬天我去千叶县鹿野山中写生，从佐贯站步行大约需要三个小时……冬日色彩调和的山脉，一直绵延到很远的地方……当时正值日落，天空的色调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静。透过重重叠叠的山峦，似乎感到希望就在遥远的山的那一面的一个什么地方。而且那时我切身感受到了心态的重要性，终于意识到了已往自己的心尚不够清澄这一点。想今后要清除杂念。
当时画的《残照》被选为优秀作品。那是昭和二十二年（1947)，自初次当选后，中间隔了十八年。而且三年后画的《路》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。这不是什么大作，在同一个展室里有中村岳陵先生的《上升的气球》和德冈神泉先生的获艺术院奖的《鲤》。德冈先生把我的作品摆在自己和中村先生的画的中间。这样，我的画就被放在了展室的正中，我感到为难，“因为第一次当审查员，放在中间不太好。”在我将其拿到边上后，又被拿了回来。当我征求森白甫先生的意见时，“也有色彩搭配效果的考虑，就让德冈先生去安排吧。”经这么一说，只好就那么陈列了。
战前，在我落选的时候，结城先生总是对我说：“要以心为镜来看自然。”自己虽欲以心为镜来看自然，但始终没有能把心变成镜子。在我看来，只有在无心、抛掉一切欲望时，才能看到真正的自然的生命。然后通过对其细微、沉静地观察，可将天地生命的表象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自己艺术的核心表现出来。持续按照这一路数，直到唐昭提寺的隔扇画的作品，也都是由此产生出来的。
虽是微不足道的历程，但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基点。艺术是什么？其目的是什么？这最初是我个人渴望心灵得救的愿望，但最终不仅是个人的问题，总想在某种意义上将这种心情传达给他人。因此，我在战后画的画中一贯没有点缀人物。这并不是说不需要人物，因为在我的风景画前始终有两个人物。一个是做画的我，我在凝视风景。另一个是看我画的人。因而由于画中没有点缀，风景就成为象征的世界，这也是我在影响看我画的人的一种手段。
最终我没能让对画家担过新的双亲感到安慰。历经岁月，终于创作出入选作品的时候，亲骨肉一个也没有了。父亲在闭目的时候，想的也许是不出所料，最终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吧。还有，母亲虽认为总会有所作为，但也许认为最终还是不行的，弟弟和其他人也是吧。
我想自己是在经历了苦难之后，才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彻悟。因此，我想力争对此不予忘怀。但是那以后由于大家的关怀，在自己的道路开始顺当起来的时候，自己是很容易迷失的。只要想起那个时代，就会觉得自己是新手，而决不是什么巨匠和大家。始终认为自己是学画的学生，心就会纯真，而且对自然也好，对人也好，就会一直有感觉，而且也不会停下来。我想如此度过一生，这是我的艺术之路。
我所谈的这么多，并名誉特别的涉及深奥的艺术，希望我自身这一个事例，能够有助于诸位了解真实的美的心灵。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四日，在东京美术俱乐部的讲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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